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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10月18日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刊发美国退役陆军中校拉斯穆森的相关采访。这名曾在美国陆军服役的军官提出，美国应该放弃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，学会适应新的国际环境，并与中国等主要大国寻求妥协、开展合作。这番话为什么值得关注？
因为它触及了美国当前最难回避的现实，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，中国的产业实力不断增强，而美国维持全球军事存在、承担巨额债务和修复军工体系，也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。
拉斯穆森的呼吁，实际上把一个问题摆到了华盛顿面前，当单边主导的代价越来越高，美国究竟是继续执着于霸权，还是接受多极化现实？
美国的麻烦，不只是一个退役军官说了什么
拉斯穆森的表态，首先说明美国内部存在一种值得关注的战略思考，如果继续把维持全球霸权当作首要目标，美国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否值得？
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拥有明显的综合优势，长期依靠军事同盟、金融体系、科技能力和国际制度影响力扩大自身的全球影响。
然而，过去形成的优势，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国际环境还会按照三十多年前的方式运行。中国等国家持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增强了自身的产业基础和战略自主性，国际事务早已不是少数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决定的。
2026年9月22日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指出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，这一趋势不可逆转，同时强调全球治理机构需要改革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现实。
这番话与拉斯穆森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，但两者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，国际力量结构正在变化，全球治理机制也需要回应这种变化。
拉斯穆森把话说得更直接，认为美国应该放弃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；古特雷斯则从国际治理角度指出，多极化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趋势。
在我看来，这种讨论为什么会出现。一个国家可以希望维持自己的国际影响力，却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发展视为必须消除的威胁。假如中国经济发展、产业升级、国际合作都要受到外部力量的限制，那么所谓公平竞争就很难成立。
美国越是试图把自身优势转化为阻止别人发展的工具，越容易让其他国家加强自主能力，寻找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。
当然，一名退役中校的发言，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，当国际环境已经变化，继续坚持旧有的霸权思维，还能不能带来预期中的收益？
四十万亿美元债务背后，美国维持霸权的账越来越重
2026年10月16日，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26财年预算数据经路透社报道后引发关注，美国全年联邦预算赤字约为1.99万亿美元，比上一财年增加2170亿美元左右，创下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。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，债务服务支出达到约1.36万亿美元。
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政府每年需要安排大量资金偿还债务及支付相关利息，财政资源的使用就必须面对更现实的取舍。国防、基础设施、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支出都需要资金支持，而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，会使未来的预算安排更加困难。
美元的国际地位、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以及其经济体量，仍然是美国的重要优势。但优势归优势，财政成本归成本。美国不能因为仍有强大的融资能力，就假定自己可以无止境地扩大支出，而不必考虑未来的偿债压力。
更值得关注的，是美国军工体系面临的现实困难。
2026年9月25日，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，分析海军四座公共造船厂的基础设施改造计划。报告指出，这项计划的总成本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，实施时间可能还要持续50年以上。造船厂设施老化、工程规划复杂以及成本不断增加，都是这项长期改造面临的挑战。
2026年8月27日，美国政府问责局公布的另一份报告则指出，在2016至2025财年期间，美国攻击核潜艇因维修延误和闲置损失超过1.5万个可执行任务日，相关维持成本估计约为34亿美元。报告还指出，部分潜艇退役处理也受到船厂能力不足的影响。
美国维持全球军事存在，不仅要有先进装备和充足预算，还需要造船厂、熟练工人、维修设施以及稳定的供应链。舰艇建造出来只是第一步，能够按计划交付、及时维修并保持长期可用，才是持续军事投送能力的重要基础。
霸权不是在地图上画几个军事基地，也不是政客在讲话中多喊几句强硬口号。它需要一套可以长期运转的经济、工业和军事保障体系。当债务负担持续增加，造船和维修又受到产能约束时，继续扩大国际承诺就必须面对更高的机会成本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求美国调整战略的声音值得重视，美国真正需要回答的，不是能不能继续保持强硬姿态，而是现有资源能否支撑它想要承担的全部战略任务。
假如政治目标不断膨胀，实际保障能力却无法同步增长，最终被消耗的就可能是美国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。
中国制造业的实力，改变了大国竞争的基础
2026年6月4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“十四五”时期工业发展成就报告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6.5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4.7万亿元；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口径，2021年至2025年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8%以上，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。
这组数据重要的地方，是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门类、广泛的配套能力以及持续升级的工业基础。从基础材料、零部件到工业设备和终端产品，大量生产环节能够在国内形成协作。
这样的体系意味着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时，拥有更加扎实的产业支撑，也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增强自身发展能力。
反观美国，问题并不是它没有制造业，也不是它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，而是部分关键产业和军事工业环节的建设、维护与供应链恢复需要长期投入。
美国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推动产业回流，也可以投入资金修复造船厂，但资金投入并不能立即变成熟练工人、成熟供应链和稳定的交付能力。工业体系需要长期积累，想在短时间内补齐短板并不容易。
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2025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.77万亿美元，中国约为19.50万亿美元，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名义经济体。
这说明国际力量变化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。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金融影响力，中国则在制造业规模、产业配套和工业生产能力方面形成了鲜明优势。双方在不同领域各有实力，国际格局也因此越来越难以被单一国家独自支配。
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，中国发展带来的根本变化，是让世界拥有了更重要的产业支撑和发展选择。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、庞大市场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，不可能长期被简单地当作等待外部安排的对象。
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，既是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也是国际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现实结果。
如果美国仍然把中国的产业升级当作必须遏制的对象，就容易陷入一种消耗，投入资源限制中国，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中国在产业链和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。
这样的做法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，却可能不断增加自身的政策成本。真正需要改变的，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零和竞争的思维方式。
放弃霸权执念，不等于放弃国家利益
拉斯穆森呼吁美国放弃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，核心并不是要求美国不再参与国际事务，而是要求美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，学会与其他主要大国合作。这两者有本质区别。
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、发展经济、参与国际治理，本来就是正常的国家行为。问题在于，当维护自身利益被扩大成要求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意志，当国际合作被附加上必须接受单方面条件的前提，矛盾就很难避免。
美国过去长期依靠军事同盟、金融优势和科技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，这些工具至今仍然发挥作用。但工具能够发挥多大效果，取决于国际环境和使用方式。
对一些国家施加压力，也许能够在短期内制造谈判筹码，却未必能够换来长期信任；限制竞争对手的产业发展，也可能促使对方加快自主建设，进一步降低对外部技术和供应链的依赖。
中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，也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。美国可以与中国竞争，但竞争不应演变为不计代价的全面遏制，更不应该以维护所谓领导地位为由，否定中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的财政和工业约束也不会因为一名退役军官的呼吁而立即消失。即便美国愿意调整政策，造船厂改造、潜艇维修和债务治理也需要多年投入。
真正的战略转变，不会只体现在几句公开表态中，而要看资源如何分配、对外政策如何调整，以及能否把合作落到具体行动上。
照这个逻辑发展，美国未来面临的关键选择，不是简单地承认自己已经失去全部优势，而是要不要接受世界已经不再由单一力量说了算。
坚持霸权思维，意味着继续为维持绝对主导地位承担高昂成本；接受多极化现实，则有机会把资源更多用于国内发展、产业建设以及能够带来实际收益的国际合作。
拉斯穆森关于美国放弃谋求世界霸权、主动适应新国际环境的呼吁，把一个现实问题摆到了华盛顿面前。美国债务负担沉重、海军工业存在瓶颈，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，全球力量结构也在持续变化。
时代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夜之间失去全部实力，却意味着它不能再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世界运行的唯一标准。接下来，真正值得观察的，是美国能否把战略调整落实到对华政策和国际合作中。与中国平等相处、务实合作，不是对现实的妥协，而是承认现实之后更理性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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